①参见郝铁川：《法治随想录》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151—153页。
关系性契约与习惯、内部规则、社会性交换、对于将来的期待等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一条环环相扣连锁，契约的履行和纠纷的处理都以保护这种长期性关系为原则。如果说在春秋战国时期礼与法的对峙还有意义，即公开化、实证化的刑是否破坏固有的周礼，到了汉代以后，引礼入法，礼法结合，法律儒家化已经逐渐成为一种趋势，同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与法家的争论已经大不相同。
这些关系既存在于公司或社团内部，在那里家族或家庭经济占有相当大的比重，它们存在于国家的正式制度之外，不受正式制度的约束，实际上公司的所有重要岗位都为家庭的主要成员所把持，从而形成了一个内部无摩擦、高效率的团队。另一方面，又必须使这种专政不得侵犯国家主人——人民的根本利益，受到宪政、法治根本目标的约束，没有法治，社会主义国家只可能在付出高昂的代价下维系一时，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。这里我不是想一般地否定法律与社会发展的模式，也不是想提出一种新模式，只是想证明，传统的比较法和法律与社会发展模式附加在中国法上的特征，即由于熟人关系法律不占主导地位，由于治水社会或大规模的社会工程形成专制、集权，绝不是中国所独有的，西方法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。因此，只把law翻译为法或刑是不全面的。美国学者威格摩尔(J. H. Wigmore)曾经把世界各国的法律体系按照出现的时间顺序分为十六大法系，其中中国法系是继埃及法系、梅索不达米亚法系、希伯莱法系之后出现的第四大法系。
但是，这种理论忽略了一点，熟人关系绝不是只有传统社会才具有的，即使是现代社会，在人们从自己的家乡、从熟人社会移居到城市、陌生人社会之后，在新的条件下还会建立新的熟人关系。大量纠纷还是通过内部模式解决。本文将以笔者及所在学术团队的研究体会为基础，梳理法律经验研究的主要渊源，探讨其主要研究进路，以增强法律经验研究的方法论自觉。
法律生活秩序和法律运行过程的研究进路，都只是深入部分典型法律现象的有效研究模式，不一定适用于研究所有的法律现象，更不可能穷尽法律现象的丰富性。20世纪60年代，以劳拉·纳德（Laura Nader）为代表的新一代人类学家主张放弃规则中心范式，转向过程主义范式，关注的重点不再是纠纷解决所依据的规则，而变成纠纷解决的实际过程，研究法律与社会的互动过程，重视与纠纷相关联的行为和过程的描述及分析。不多的立法的经验研究，也是以媒体信息为对象展开的。执法者直接面对社会和公众，难免受社会性质、空间特性、公众需求、群众素养等因素制约。
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在运用于当代社会的研究后，往往通过对小型社会单位进行透视，全面考察与某一人类行为相关联的现象和问题。从经验个案出发，但研究并不局限于个案，而是着眼于微观场景和社会关系，上升到对法律现象的一般性讨论，进而论及中国的法律体制、法律运行等，在经验基础上分析法治实践。
二是社会内生的秩序机制，即法律制度干预之前社会生活的秩序实践，及其之所以如此的内在机制和原理。法律运行过程可以囊括很多要素，在规范层面上有法律规则、社会规范等，在行动者层面有行为模式、认知结构等，在运行层面牵涉各种体制、机制等，在社会层面还牵涉各种社会主体、社会利益、社会结构等。理解这种生活状态和秩序模式，需要从社会生活的整体出发，需要对特定社会群体生活的基本社会单位进行全景透视，将法律现象置于政治—经济—社会的全景中进行整体理解。中国的法律推动社会变迁的目标是全面的，法治也进入了全面依法治国阶段，而国家能力建设相对而言还未能跟上需求，因此，基层民众的法律生活，有时还缺乏国家执法和司法机构的有效介入。
法律制度作为一种规则体系而呈现，但其内在的蕴含价值和意义体系，却反映着法律制度所赖以运行的社会建构、价值标准和意义系统。人是追求意义和价值的动物，而相应的价值和意义嵌入在文化之中，是长期历史积累的产物，虽然并非不能改变，却难以在短期内快速改变。法律生活秩序存在多种不同的可能。第一，这些法律现象和问题，往往需要一种局内人的视角，需要深入特定群体的社会互动及其潜在环境和价值意义系统中。
法律生活秩序的研究进路 法律生活秩序是与法律有关的社会生活的条理、次序和状态，具体包括：有关法律规则的社会现象是如何形成的，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自洽或不自洽的，法律规则是如何安顿或难以安顿人心的，等等。三是华中村治研究传统，扩大而言是中国基层治理研究的传统。
这种象征性存在会带来不确定性，法律既可能仅仅是悬于空中的无效规则，又可能被符合利益的行动者利用和援引，从而具有现实化的可能性。民族志既是一种研究方法，也是一种文化展示的过程和成果形式，它依赖实地调查、参与观察的田野工作提供素材，从而完成对某一人类社会的描述和理解。
法律经验研究的时代机遇 基于笔者的学术经历和体会，本文阐发了法律经验研究的主要渊源和典型进路，论述具有相当的个人特性。法律程序是法律事务所应当遵循的法定时限和时序，它由法律规范规定，以文本方式表述出了部分的法律运行过程。（三）华中村治研究传统 华中村治研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政治学领域的村民自治研究。例如，政治学中的政治过程理论，社会学中的结构理论、功能理论，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等，在华中村治研究成果中都有鲜明的影子。从法学被引入中国开始，法律社会学就占有一席之地。人类学家直接参与研究对象（往往是初民社会）的生活，深入这些民族中进行直接的观察，参与他们的活动、与他们深度交谈、观察他们的活动，收集第一手的素材，来了解这些民族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民俗和文化现象，深度理解他们的文化机制，并通过民族志写作来呈现。
法律经验研究本身就属于法律社会学传统，受到这一传统的滋养。法律经验研究关注法律运行过程，就是要进行实践的、动态的法律现象研究。
过程是法律运行所要经过的程序或流程，从这些程序或流程切入，可以掌握法律运行的细节，在具体的细节中勾连各种相关因素和现象，从而进入法治运行的具体进程，从微观、质性层面理解当代中国法治。法律运行过程的研究进路 法律运行过程的研究，是法律经验研究深入当代中国法治的另一恰当切口，它关注当代中国法治是如何具体展开的，力图理解法律在社会中的实践过程、后果和内在逻辑。
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，适合且需要法律经验研究，上述两种典型进路是回应时代需求、理解当代法治的重要研究进路。虽然在法学研究中，规范研究始终占据主流，关于司法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制度方面和程序方面的内容。
法律经验研究的渊源和进路还可以有很多，一切有效的研究模式和方法都可能被借鉴，从而成为法律经验研究的渊源和进路。行政执法一般由特定的执法机构实施，实施中大多存在再规划和规范细化。在此意义上，可以说，法律生活秩序和法律运行过程，都是法律经验研究回应时代需求的重要研究进路。即使在西方社会，也存在法律职业群体与社会大众的法律思维和法律文化差异。
目前，对司法过程的研究不少，尤其是对基层司法过程的研究。社会转型是社会全面和整体的状态转变和过渡，而不是某一方面的变迁。
法律运行过程的经验研究，就是要从过程的角度研究法律运行，关注法律现象背后的诸种因素，从整体视野揭示法律现象的规律，理解法律运行的逻辑，从具体环节理解当代中国法治实践。法律运行过程的经验研究，可以从人类学的过程主义范式受到启发，也可以从华中乡土派的农村政策基础研究受到启发。
进入 陈柏峰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法律经验研究 。农村政策基础研究的切入路径，其核心关注是不同的政策在不同类型农村如何实践，研究的切入口是理解政策和制度进入不同乡村社会的实践过程、机制及其后果，并力图透过它们来理解乡村社会以及政策和制度的制定问题。
同时，绝大多数相关的田野都具有相当的开放性，学者容易进入相应的场景。社会人类学旨在通过对这些民族的研究，找出人类文化的特殊现象和共通性。可能正因如此，守法研究未能形成有吸引力的学术范式，这进一步加大了经验研究的成本。作为一个法治后发国家，中国的法治模式必然是立法先行的。
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有其鲜明特色，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。法律存在、运作或产生影响之处都是法律经验研究的田野，只要进入田野，就可以观察、分析法律现象的规律。
华中村治研究主张村庄生活的视角，有助于法律经验研究场景化地理解法律现象。人类学他者的眼光，强调站在当地人的视角，以当地人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当地人的生活世界。
一旦社会转型完成，社会结构趋于稳定后，法律经验研究的需求就会有所降低。这些都无法来自法律和法律方法本身，而需要从法律之外、法治实践之中去寻求答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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